当然我对美国没做过调查，不过中国却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非强制行政制度中也必须包含行政法治的指向，只有以行政法治的观念来统摄非强制行政制度，才能防止其制度文本流于形式。{11}(P53)非强制行政行为同样存在违法或不当的可能，而大部分非强制行政行为都没有具体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措施，加之行为方法多样灵活，一旦造成损害往往难以明确责任和及时纠正，这使得非强制行政行为甚至被当作规避法律监督、逃避法律责任的途径。
{10} (P329)二、非强制行政制度的主要功能制度具有约束个体行为、为集体提供确定指引的作用。注释:[1]尽管有学者认为法律制度对行政的限制有时非常严格，即使行政机关在进行自我塑造时同样如此，因为它提供了（普遍适用的）一般制度。例如，日本法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无论是根据侵害保留原则还是根据权力保留原则，行政指导均不需要法律根据。{19}（P175）比较而言，非强制行政的制度文本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第二，非强制行政行为缺乏程序规则。
在现行的非强制行政制度中，《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试行）》第24条和25条，以及《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指导程序规定》第38条分别设定了行政处分的责任类型。但对合法的行政指导而给行政相对方造成经济或其他方面损失的则应减免补偿。（3）国家在性质上只能促进而不能吸收整体的利益。
由于这种君主制不能从上述思想——特别是国家目的的公共性、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与边界——中推导出来，拉班德何以选择君主而非议会作为最高国家机关耐人寻味。美浓部的演讲登报之后，军部和右翼更进一步强化了攻势。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命题群，如：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法律的创造者还是法律上的一个人格？抑或两者兼具？或者，国家就是法秩序本身？国家与个人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存在，其内容是什么？国家机关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机关在法律上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机关中的个人与机关之间、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命题由于其基础性，看起来有些哲学味道，但绝非毫无功用的冥想。值得注意的是，美浓部达吉本人对民主主义采取的是若即若离的态度。
可以称此为国家意思的公定力。由此，拉班德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国家不是基于个人的权利而成立的，国家权力的边界存在于国家目的或任务本身。
即便国家是人们内心中的一种虚构，那也是国家中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内心中客观存在的一种虚构。[98]与国家法人说有着微妙渊源关系的奥托·迈耶的行政行为理论，尽管经历了后世的种种修正（如相对一方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或者删节（如独立行政行为的排除），但其基本观念未见动摇。此点从其所诞生的制度环境——君主立宪制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如果国家法人说与君主立宪制完全无法调和，那么它很难获得立足之地。他认为：公法的性质随着国家的发展阶段而变化。
但王位继承人恩斯特·奥古斯特反对这部宪法。[73]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天皇机关说事件前后宫泽俊义在课堂上表达的一些思想。国民并非依据新宪法才获得了主权，而是在投降之时即已获得主权。这样的权利顶多是一种‘回应权利，作为服从的一种回赠。
[36]从这些表述来看，耶利内克的公权论是其所主张的国家法人实在说的周延的具体化，在此限度内，耶利内克为国家法学所设定的目标（对国家的所有法律特性加以无矛盾的思考）得到了实现。所以，将集合统一体作为权利主体并非对非实在实体的拟制。
从客观观点来看，国家表现为法秩序或者单纯的制度，而从主观观点来看，国家表现为存在或者人格，或者法秩序的担任者。[81]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法人说的基本命题统治权的权利主体是国家及其所立足的国家观，是其在民主主义志向之上，又设定了一个共同体志向的结果。
个人是彻头彻尾的主体。[6]如果说这三个思想要点中，第三个是纯粹的法学思考，那么前两个确定无疑地包含着限制君权的政治主张。他还援引西耶斯的表述，代表所行使的权限并非其自身固有的权利，那是别人的权利来解释日本宪法：日本国宪法在前言中宣布了国民主权，同时有这样的表述：‘国政基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于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来享受。这种志向上的差异使得曾经在国家法人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命题——国家是法人、君主是国家的机关，在耶利内克的阐发中退居到了一个极不显眼的角落。这三种可能性中，只有将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加以把握才是正确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地位的这种降格只具有观念上的意义。
其中，民族的特权部分成为市民阶级，参与该企业的运营。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家法人说所提示的基本命题统治权的权利主体是国家与国民主权难以调和。
事实上，在其由后人整理的《国家法讲义》中，[15]拉班德大量地运用了历史、政治、哲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国家的概念、主权的概念、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君主制与议会制的优劣等原理性问题进行了思考。在此意义上，我国国体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3）机关担任者具有对机关地位的权利，即作为机关得到承认或者承认其机关权能的权利 （如君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国会议员、直接民主制下的国民大会成员、代议制宪法下的选举人团体等）。[97]公定力理论影响深远，至今仍以这样那样的形态存在着，只不过其基础、内容、范围等随着实质法治主义的确立而有所调整，因各国法秩序与法学传统的特殊性而有所区别。
阿尔布雷希特首先提示了国家法人说，但并没有使之成为德国国家法学的基本原理，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1823—1891）。这种用语法表明，国家本身是一个权利主体。（2）行政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种人生底色对于立体地把握耶利内克的学术思想及其生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53]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初上杉慎吉认为天皇机关说是用法学筛子筛出的民主主义，其本意在于民主共和，[54]不失为一种洞见。相应地，国家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即机关关系是国家法人这个人格内部的关系，如果实定法对其有所调整，那也是客观法而非主观法。
他是出于对耶利内克的仰慕而赴德留学的，甚至还在耶利内克的家里住过。国家统一性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其机关论中，要点有四：（1）机关人格的否定。
[83]凯尔森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德国的齐佩利乌斯、日本的宫泽俊义都深受其影响。但这并不妨碍心理学和生理学将个人的心理行为和肉体现象总括为一个集合统一体，将国家把握为权利主体有着不逊于将人把握为权利主体的科学正当性。
国家法人说在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秩序下受到过批判或否定，但国家法人这个以法秩序的统一性为目标的法技术概念及其背后的法学思考方式却保留了下来。然而，正像我们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看到的那样，国家法人说本身也是绝对国家主义的受害者。哥廷根大学有七位教授对此进行了书面抗议，学生们也上街游行。【关键词】法学国家观。
凯尔森出于对绝对国家主义的反动对此视而不见，甘愿冒着众愚政治的风险而主张彻底的国家的虚构化，显然有些矫枉过正了。…… ‘法人只不过是在人们思维中构建出的、作为连接和过渡的归责方式。
宪法第1条好像是在说天皇在国家外，但第4条规定‘天皇是国家元首，明确表明天皇是在国家内，是国家的一分子。因而一个实在的统一体只能在那些实际上处于同一精神状态的人中间并且也只在这种同一性实际上占优势的那些时刻才存在。
[7]就国家法人说而言，他强调要在国家人格概念的独特性中去把握国家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别。[42]耶利内克进一步指出国家法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基础：所有法律的最终基础在于对法律妥当性的无法进一步演绎的确信。
